谢清竹

救灾呼唤权力转移
——中国NGO之路

文/谢清竹

NGO是非政府组织的英文简称，在中国特指政府指导下的民间非盈利组织，主要包括社团、协会、民办医院、民办学校、基金会和一些农村合作组织。中国的民间组织或多或少都与政府主管部门挂钩。
NGO组织在国外是再平常不过的了，而在中国，由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原因，成长非常缓慢。在政府监控下，国内目前在册（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管辖）的合法NGO为31万余家，虽然绝对数量不小，但相对数量却是少得可怜，每4500人有一个NGO。而如日本，每91个人就有一个NGO，英国为87，德国为93，美国为102，韩国为107。在中国，NGO活跃并起到社会协理功能的更少。
在国外，NGO活跃在学术研究、突发事件、行业发展、宗教、艺术、外交、国际事件等诸多领域，并且都发挥着巨大的社会管理作用，弥补了政府能力不及或效率不够的弊病——更确切的说，社会事务的管理大部分由NGO主导。
本质上说，政府和NGO都是社会权力的组织形式，不论政党、社团、协会、合作体等都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角色，只是不同的组织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不同作用而已。
中共一直强调的政府改革，其实就是放权运动，顺应世界历史潮流，将不同的权力转移到最佳的组织手中。 不过似乎还是口号，并不见有什么行动。留恋权力，几乎是每个政党的软肋！因为权力意味着“利益”。不过，我们更应该清楚，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利益，纯粹的利益即表示某些人的利益被剥夺和整个社会总体利益的削减。
更重要的，权力也同样意味着责任和代价。而这次抗震救灾的行动中，中共似乎有意无意的向民众透出这样的信息来：政府严令频出，不断作出努力，要让赈灾款项用在刀刃上，希望得到更多社会组织的帮助。但作为观察者，我仍觉得这种制度上的缺陷，让执政当局很累——或者这么说，让最高层很累！当我看到胡书记和温总理额头的白发，还有那些劳碌的将军们，除了感动，难免也有伤怀！
中国的NGO组织根源于政府部门，很多官员就是组织的负责人，这种结构就是执政者不能完全放权的结果。而本来应当充当计划管理监督角色的政府，在救灾中不仅当了排头兵，还自个儿充当起NGO组织的勤务员来了。除了动员募捐，还派官员执行，派官员监督，一条龙作业，除了挂上一些NGO的名衔外（为了和世界接轨），全由自己直接做了？！ 其实有好多事情，政府只需要发动和监管就可以很好的执行，但由于中国NGO现状，让政府在救灾中“使劲浑身解数”。
中国社会权力的分配畸态堪称世界之最。让这样的权力去运作救灾，难怪民众要担心“官老爷”们只看见的是“利益”呢！种种屡禁不止的贪腐行为发生，再次证明不合理的权力分配只能带来不合理的结局。让本来一片赤诚的中共高层和好心救助的民众都吃了“憋”。
救灾中，中共可能正在严肃思考一个问题：自身的定位应该做什么调整？哪些权力需要加强？哪些权力可以彻底放开？日常的贪腐，也许一样深恶痛绝，但却也习以为常；国难时候的贪腐，虽然少些，不过令人震惊——而其实，它们都一样，根植于权力分配的格局。
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社会生产的进步我相信是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阻挡和驾驭的。这种进步，使得出现了无数的新生事务需要合理的权力组织来约束和规范。这种权力组织根生于并且只存在于该事务关系，不但不会损害任何其他权力组织，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权力分配具有积极意义。 而如果不作为或者一刀切的揽权，要么就是贪腐特权，要么就是权力真空！用一种正常的方式来看待NGO，让NGO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并且通过这些组织汇集社会进步的深层次权力，政府只要通过立法规范约束，就掌握了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和命脉。
中国的救灾需要转变思路，中国的政府改革需要转变思路，中国NGO组织呼唤真正的权力转移。
“世界潮流，浩浩荡荡，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”！变被动为主动，也许是不错的抉择，而抗震救灾，给了中国这样的历史机会！